近這些年來，中學的同學碰面多了，不期然泛起了比較的思緒，又眼見有些同齡的朋友已屆半退休狀態，大多在家庭上，在事業上，或是在經濟上都已穩定的時候，心裏盪起酸溜溜的感覺。
有時跟譚蜺（內子）講起家世時，總是說「我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蜺卻總是報以嗤笑。然而，我深信人一生的性格，是自小由家庭培育而來，價值觀則由學校教育而來，其後的改變則是人生際遇變數而有所變異。今天的我，實則是多個昨天的我積累而成的我。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當老大的，我是家中的長子，當年爸爸是在一艘行走東南亞的客貨輪上當二廚，很少在家，因此我自小便學懂照顧別人。在學校裏也是超年歲的，因為我入讀幼稚園的時候，已是六歲了，我媽媽在鄰居告之要入學讀書這回事才幫我報讀家居樓下的神召會幼稚園，小學升中試也是因為超齡而需要學校保送才能參加考試；在台灣讀大學時論年輩，我也是全班排行第二呢。
因為弟妹多，因此學曉凡事都要留些「後路」，諸如讀書時要「間書」，我是用鉛筆的，因為方便讓弟妹使用時可以擦掉也。而習慣用間尺「間書」，乃是個性所然，是自小習慣守規矩，依規則所致。
因此，叫我做個背叛者，一定是不可能的事。但亦有一兩件深刻的陳年舊事，反映我的叛逆衝動。昔日在台北市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大學大三時，被系上的社長招攬當了總務一職，負責管理系上的財政和物資。當時在校內若舉辦活動需要張貼海報者，有一項明文規定，必需購買由校方刊印，印有校徽的海報紙才成，而當時正值負資產的我系，為求節省開支，並因內心不滿校方這賺錢的新規定下，我竟在晚間手拿戒刀，在校園內各處搜索，見有一列排開張貼多張相同的海報宣傳紙，便由同行的同學把風，即以戒刀取下其中一張，回去反其背面使用（可幸海報紙兩面皆印有校徽）。學年終結的時候，在我操控下，我系由負資產（向助教借錢），變成有盈餘，可以償還債項，並留些款項給下一屆系會呢。還有一件深刻印像的「熄咪」事件，則在此不予陳述了。
此等照顧人，又會稍為越位的性格，讓我在台中成功嶺當學生兵時，可以順利的度過了42天的軍訓日子。在一次閱兵訓練當中，因為看見附近有人差點不支暈倒，於是偷偷地站到那人身後，替他按摩太陽穴。事後，排長稱讚我，但我的班長卻冷冷地表示當真正閱兵時就不能這樣的了。因為這件事，我在一排三十多人中獲頒忠誠模範獎狀。也因為此等性格，讓我很容易的選擇了可以幫助人的職業。
記得小二下學期，當年的我還是喜歡玩耍，尤其是在街外排隊等候上午班放學後，才能進入學校的當兒，我就喜歡與其他同學追逐，結果有一次與另一名同學碰個正著，我只是頭暈轉向，而他卻是暈倒地上，還被送入醫院呢。訓導主任於是叫我去問話，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做「二五仔」，我將有份參與追逐的同學名字供了出來，然而事後我們沒有受到懲罰，只是警誡一番。在這之前，我的成績表是「滿江紅」的，但在這之後，我在兩個學期內使它變成「一點紅」也沒有。在小學畢業時，我被譽為全級數學科第一，而我的小學同學蕭惠民，亦被推譽為英文科第一。因是之故，我就萌起要當教師的志願，並且是要當低年級的教師，希望可以幫助一些頑劣的學生及早發奮。因此，在我選修大學學系的時候，我偏向了心理學的系別，同時因為被「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的名字所吸引，於是也勾選了出來，結果神就帶領我接受一個有系統的學科訓練，以及結識一班真誠、無機心的大學同學。
在選擇職業上，神又領著我走。1982年暑假將盡的時候才返港，因為與我十分親近的爺爺於七月初去世，因此回港後未有心情找工作，天天返灣仔堂遊逛，傳道人歐陽萬璋先生見我無所事事，於是介紹我去見工，就是我進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失明人福音書刊中心」行政祕書。在這裏，我與視障人士建立深厚的情誼，在我離任後的幾年間，我仍是有參與他們義工的工作。四年半之後，我進入人生的目標事業，就是在幼稚園工作。這是不容易的事，因為要社會接受一位男士在幼稚園工作是不簡單的，於是我向教會的幼稚園「埋手」，從半職開始，從校務助理及助教開始，從半職的半份薪金開始（另半份薪金是由校監夫人陳慧筠資助），後來在葛量洪教育學院幼稚園在職訓練課程修科，才正式獲頒為合格幼稚園教師（QKT）。適時前園長離任讀神學，於是在祈禱後提出申請職位，之後就當了六年的園長。其實自第一年起，我就覺得我沒有具備行政主管的能力，而我在副手的職位上卻是百分百稱職的，但由於初初接任，不便過早辭呈，加上當時連續數年收生不足，班數減少，故勉力支撐，希望維持下去。1997年7月，蜺於神學院畢業，旋即於灣仔堂事奉，我同時對香港教育政策體系的失望之餘，於是思索前面的道路，毅然報讀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希望有兩年的休息和裝備時間，可以重新投入社會工作。而整個學習階段所需經費，承蒙灣仔堂接納予以資助，讓我可以無所掛慮的安心學習。
正當我計劃在1999年7月畢業後投入基督教機構事奉時，灣仔堂剛巧在天水圍開展新堂會，於是與王寶玲牧師配搭，以事工幹事身份協助新教會處理事務；然而心中仍是考慮著基督教機構事奉的方向。上帝總是在祂的計劃中有所安排。2000年年底，我因腰骨骨折舊患在瑪麗醫院瞓床一星期，期間將十二小先知書悉數細閱，同時亦決算請辭，等待上帝的安排。上帝也就為我安排了心光盲人院校友福音事工的事奉之路，但要在2001年9月才有空缺，是接替吳家駒（一位完全失明的心光校友）的，他將往中國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在此，上帝也為我開了一條生計之路，就是感動基道小學李蘇妹校長聘請我任職學生活動助理，讓我可以賺取薪金以維持半年的生計。現在回想起來，上帝真是一位富足的神，以我當時的年紀和學歷，從教會的事工幹事，到小學的活動助理，到心光的主任助理，在經濟上我一無所缺（雖然也沒有剩餘），在人緣脈絡上我獲得更多（與三位充滿魄力的女上司建立深交的關係），在事奉實質上我滿有成就感。這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自小成長在風平浪靜的生活裏，父親對待朋友的豪爽性格也影響著我對待事物的價值觀，使我對於任何承諾的事情總會盡力去做到為止，絕不食言，縱有未能即時完成的，亦會「有拖無欠」。想當年，1975年10月，葛培理再度來港開佈道會，因於期時曾踏上草地表示信主，雖然當晚不足夠陪談員與我做記錄，但我卻在兩週後致電給寄邀請函的小學同學蕭惠民，表示想跟他去教會，亦因此走上我的信仰之路。某年，蕭惠民開金口向正待產期的李蘇妹導師表示我等三友（即他本人、我，及陳俊發）願意收納其胎中骨肉為誼兒女，雖然我當時不在場，但既是摯友答允，也就願意承擔，並努力盡誼父之最低責任，約會誼女吃喝玩樂也。另有八十年代初，有一班熱血滿懷的青年人承諾「生不入堂會」，雖然我當時未有表態，但既是一起成長的友朋開口，於是至今我仍在執著持守著。於此不予累贅情由。
同樣，「既生之責養之育之別棄之」之道理亦是我當持守的諾言。因此，當鈞沂出生後，我就開始將全副精神逐漸放在孩子身上，女兒瞳忻出生時，我自分堂回歸灣仔堂，那時決定以少量教會的事奉來平衡家庭生活，幼子愷沂出生時，我更憂慮如何賺取一千二百萬來養育他們（風之后李麗珊參與的銀行廣告這麼說）。有時我會想：當我退休的時候，孩子們仍在求學階段，生活當如何策劃？我與蜺的積蓄不多，我們已打算當蜺也退休的時候，我們申請公屋；當度過65歲時，就申領生果金；當積蓄用到七七八八時，就申請綜援；當老來體弱時，就入住安老院，過其悠哉游哉的寫意生活。——但這些都要視乎香港是否能夠維持這樣的社會福利體制而定。
不意去年，在我仍有九年工作光景的日子裏，我竟因在所嚮往的工作崗位上受到莫大的壓力，差點罹患抑鬱症。神卻在此時為我排難，叫我能夠熬過去，現在仍能坐回原位，繼續享受工作，繼續為失明人服侍。但前面的路如何，我不知道。正如文章開頭所指，如要與那些中學同學比較，我仍是一名跑龍套的角色，但當回顧我自己半百的人生，卻是充滿喜樂和恩典，因此我願意繼續當此角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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